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例如工人、农民、普通雇员和公务员，免于战争相关的增税：他们在1945年5月8日之前免缴任何直接战争税。尽管帝国财政管理局曾多次试图动用这笔收入，但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出于政治原因”一直阻止着此事。由于最高领导层的社会政治保护主义，至少对高额家庭抚养费征税的尝试也失败了。
对于普通纳税人来说，只有啤酒和香烟的价格上涨了。在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背景下，甚至地区敏感性也被考虑在内：当时德国东南部消费区（即慕尼黑、皮尔森或维也纳）每百升啤酒的战争附加税比帝国其他地区低了近三分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士兵家属的赡养费以及与战争相关的加班和特殊轮班的工资和薪金均不得扣押。儿童福利金也同样如此。这些法律巩固了国家社会主义领导层的社会基础。为了在1940年末开始的官方工资、物价和租金冻结期间实现工资的大幅增长，夜班、周日和节假日工作的奖金首次免税，也免征社会保障金（至今仍然如此）。
帝国政府对富人和企业则远不敏感。企业税升至55%。此外，还有1941年生效的利润 电报数据 转移和所得税附加税，后者自1939年9月起将高收入者的标准税率提高了50%。
1942年底，德国房主被要求缴纳一。这笔金额相当于现在至少800亿欧元。这笔特别税在三个月内就已征收完毕，约占1942/43财年德国国内战争收入的20%。最初，财政部长提议的数额是该数额的一半，但党的领导层认为这是一份政治上不受欢迎的“赠予房主的礼物”。
1941年11月，政府颁布法令，将养老金提高15%，并为低收入退休人员提供特殊福利。从那时起，德国退休人员才开始享受医疗保险；在此之前，他们只能依靠社会福利。根据德国社会民主党（SD）的说法，这项改革加上三个月的补发金，在老年人中引发了“明显的满意和极大的喜悦”。